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需“多管齐下”

8月17日，由《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联合主办的“2024资产管理年会” 在上海隆重举行。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做主题演讲时表示，全球资管产业正发生着不少变化。这背后，是由多项因素在推动影响。

一是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降，导致众多资产的收益率、利润率出现相应变化。

二是全球经济结构的持续裂变，这种全球经济结构裂变可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时间比市场预期要长。

三是金融市场风险特性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非传统风险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比如政治因素超越资本因素，形成整个金融格局变化的核心。

四是在当前时代，所有主体的风险偏好降低。

“这四大因素都让市场对金融产生重新的认识，要走出当前资管行业变革时代，新质生产力毫无疑问是一个新的坐标系。因此，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定标新金融，将是市场的新共识。”刘元春表示。

他指出:“我们需要对新质生产力这个新概念形成新的认识。新质生产力在本质层面是一个创新链、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布局。金融作为资金链的组成部分，要与其他四链进行对接，要从融资的个性、资金的特性、风险的特性、定价的模式，与各个链条进行匹配。”

刘元春提醒说，由于部分市场主体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理解不够清楚，容易引发金融促进新质生产力的一些新状况:

一是过度偏重科技金融，忽视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系统性作用。

二是在关注科技金融方面过度强调资本市场的作用，包括通过VC/PE进行市场化导向的科技创新，但忽视更具基础性的新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研发、人力与劳动者技术等环节。忽视政府金融、间接融资体系等多元金融体系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全链条全环节的赋能作用。

事实上，大量的“卡脖子”技术未必能靠纯粹的利润导向就能解决，新质生产力在本质层面是一个战略导向、功能导向，而不是利润导向。当前的中国体制机制，尤其是金融体制机制务必要在功能性导向、战略导向、利润导向、市场导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三是不同部门与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出台各自关注的战略举措，缺乏全链条与全方位的相互匹配，形成有效的金融市场、金融生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四是过度强调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忽略新质生产力在技术、产业、组织模式方面产生的颠覆性冲击，以及对金融与“五篇大文章”都会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因为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收益、风险以及地缘政治格局变化，不仅对金融的定价模式产生剧烈影响，还对风险特征与监管协调带来了剧烈冲击。比如市场必须考虑在大国博弈等极端状况下的中国金融风险特征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以及AI革命对金融业态与监管模式的影响。

五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很多技术与未来产业还没有完全展现其全貌，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新模式与新举措难以简单延续过去的方式。因此市场不能过度微观化设计，不能过度利用单项思维应对这次浪潮，而是需要用开放的多元思维设计金融生态与金融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需要在实践中“学习”的过程相机决策，进行因地制宜的探索。

六是将金融与新质生产力都泛化，什么金融举措都套上“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口号，缺乏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与战略方法，从而令新质生产力战略落空同时，金融成本“扭曲”加重。

刘元春还指出，以技术创新链和产业创新为载体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还需全方位的多元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供给，因此金融市场需充分认识到“政府+市场”在科创领域的优势，补足中国在创新链关键环节的资金支持短板。

“就全球而言，过去20年期中国金融产业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一个奇迹。其实在过去20年期间，中国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科创金融。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中国能如此大规模地应用科创金融，全面支持科技创新，毫无疑问是一个骄傲。”他强调说。与此同时，金融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与科创产业发展，还需要解决两个疑惑，一是中国科技创新的核心瓶颈问题有哪些，比如原始创新不足、技术转化率不高、基础研发与高水平人才不足、技术产业化与商业化不够等；二是中国科技创新到底在哪些环节最缺乏资金，金融的资金供给是否具备有效的组织形态与产品体系；比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技术创新领域、市场化金融机构如何主动与政府间资金对接，金融产品创新能否适应未来的收益与风险的新模式。

“此外，绿色金融必须落脚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公司价值提升与利益相关者的福利改进，防止在泛绿过程出现新质生产力泛化现象。”刘元春指出。这需要政产学研与金融机构加强沟通合作，形成合力，进一步为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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